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联合 胡鞍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著的《六个为什么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习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正本清源的重要理论著作。该书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要适应国情的需要，强调我国不能搞“三权分立”，同时客观地指出“三权分立”在西方世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而大多数国家并未实行“三权分立”。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方面总有极少数人极力鼓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妄图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甚至鼓吹改变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甚至外国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似乎不搞“三权分立”就理不直气不壮，有的甚至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国际惯例”。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并未实行“三权分立”。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不但与其发展的历史、国情密切相关，而且与其阶级特性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机器。即使同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统制，一种是议会制。这两种政治体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行政首脑产生的方式不同。在议会制下，选民选出议会，议会推选出总理(首相)，总理(首相)挑选内阁成员而形成政府(行政当局)。在总统制下，选民一方面要选议会，一方面要选总统，然后由总统来挑选他的内阁成员。

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那些人来自议会(下院)，包括总理也是由议会推举的(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他们既属于立法部门，又属于行政部门。也就是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即产生议会成员的选举也间接是产生总理(首相)的选举；而且共灭，即总理(首相)必须保持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解散议会而重新举行大选。不但如此，一般而言，议会制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总理(首相)就可以永远干下去。在议会制下，政府(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执政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在议会制下，政党政治实质上是主宰议会政治的幕后之手，“议会至上”实质是“执政党至上”。

西方总统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分立的。在总统制下，总统是行政首长，直接任命并领导内阁，但内阁不像议会制下有决策权，而是总统的咨询机构；总统不向国会负责，也无权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国会也不能迫使总统及其内阁辞职。只有当总统及其内阁高官违反宪法或渎职、失职时，国会才能对其进行弹劾。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虽然有总统的国家有好几个，但属于总统制国家的只有美国。无论议会制国家还是总统制国家，实质上都受到政党政治的主导和控制。

总之，《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告诉我们：“三权分立”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被采用，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能搞在西方国家也很少采用的“三权分立”。

来源：http://docs.google.com/View?id=dcq8drtj_0d8kmpj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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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人来说，以下都是常识，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写给长期接受洗脑的爱国青年看的，那些80后小白领，听到有人叫影帝，莫名惊诧，群起攻之。我也是80后，写的有些罗嗦，只为他们能看明白一些。

我经常称呼众人敬仰的温宝宝为影帝。

其实，从专业角度看，温氏表演功力不逊于中国的任何一位演员。人们喜爱它，无非是他有看似敦厚的性格，和蔼可亲的笑容，谦逊有礼的态度，忧国忧民的表情，以及事必躬亲的行动。特别是在抗争救灾期间，他冲在一线，亲自指挥，悲切感人。那一刻，赢得了亿万老百姓的心。

他在废墟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黑夜中安慰被压受伤的孩子，他在成堆的死尸前三鞠躬，他把自己都感动了，何况草民你我。

其实，人类组成国家的本意，就是在无法抗拒的大灾难面前形成互救体系，以集合万众的能量抗衡大自然的无常。温氏在灾区的行为只不过完成了一个政府CEO的本职工作，却被意识形态化，塑造成神。

在一个高效和公平的社会里，评价一个CEO的业绩，不应该只看他的表情有多完美，话语有多亲切。而是，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的成绩在哪？假若没有，那他就只是在“政治表演”，“影帝”一说由此而来。

那么且让我们看看，在他最关心的社会民生领域，他做了些什么。

教育。教育产业化使得掌握社会教育资源的各类公办大中小学，可以堂而皇之地向学生家长收取各种费用，择校费、扩招赞助费、借读费、补习费等等，不一而足，教育公平严重失衡。其次，政策壁垒更加森严，高考中各省市之间的不公平显而易见。还有，应试教育进一步登峰造极，素质教育空喊口号，学生苦不堪言。即使是教育部长也承认，中国教育改革基本失败。

中国的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一群青春洋溢的孩子圈在围墙后面，没有让他们窜到大街上游荡；中国的大学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让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他们只是慢慢的在校园中老去，一届一届，来的时候是待耕耘的土地，走到时候仍旧是荒芜一片。

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150多万人没找到工作，今年就又有600多万汹涌而至。

面对如此地严峻的就业危机，温总做了些什么呢？他语重心长的告诉孩子们：要仰望星空！不要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没有实际措施，只会表演浪漫，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吧。

医疗。这里面的黑幕就更多了，我可以跟你们举三天三夜的例子。一个总体的现象就是：人们看不起病，人们不敢生病，人们“被医疗事故（被自杀）”了也无处申冤。有些时候，富人可以花500万做天价医疗，穷人却只能等死。

这么多年来，中国老百姓花在看病上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医疗资源（医院、护士、医生）却没有多大增加，1978－2005年间，我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可同期医疗资源增加了2倍多一点。钱都去了哪里？公费医疗的浪费比公款吃喝还大。

再看看作为政府CEO的温总做了些什么？

去年，温总在天津调研，准备乘火车返京。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大厅的乘客纷纷起立鼓掌，总理和乘客们握手。李贵树夫妇带着孩子准备回家。总理朝着他们走过来。问他们，“到天津干什么来了？”回答说看病，总理又问，看了没？家长说，看不起，准备回家。在询问完孩子的病情后，总理握住家长的手说，“来北京看吧，我给你们安排一下。”孩子被迅速送往北京儿童医院，各地官员纷纷来探望，送钱，温总理捐了1万元现金之后，没几天患者家长就收到到48万捐款。

孩子准备回家等死，温救了他，但从深处讲，正是政府创立的医疗制度害死了千千万万的孩子、老人和病患。

安居。100多年后，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嘲笑现在的我们。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大量房子空置，却有更多的人没有房子住。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房子，一方面，大家都没有房子，即使有了的，也得为它付出大半生的按揭岁月。这是新时期的“社会怪现状”。房地产的本质是政府设租，企业寻租，居民买单。房子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我们筑起9.8%的GDP增量。我们享受经济发展的荣光，他们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

在房地产恶性发展的时候，温先生又做了些什么呢？救市，救房地产的市，把它列入经济提振计划，在两会上以法律形势固定下来。他会在镜头前关切的询问某位的住房问题，但从来都只为房地产商考虑。

或许你会说，他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减免农村税赋。是的，表面上看，他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但你要知道，中国已经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他废除的制度，是建立在农业国基础上的制度。现在他不需要农民那点辛苦钱了，因为工业税收、第三产业业税收、个人所得税收，让他们的钱包鼓鼓囊囊。

没有了农业税，还有大大小小的企业上缴的税收，还有每天消费品的消费税，还有几亿人民的个人所得税，甚至还有利息税，这些苛捐杂税，比农业税充裕的多吧。

也许你要说，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犯下的错误，但你要知道，他在位十年，就等于耽误了十年，你我有几个十年？这是典型的过渡政府形态，他这一过渡不要紧，整整耽误了一代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影帝，因为他只会做表面工作。他理应获得奥斯卡小金人，也理应在历史上获得另一种评价。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10-03-18/041919886431.shtml

本报讯 文/记者高靖 图/记者轩慧

去年12月《广州日报》率先刊登了《他是大贪，还是好书记》一文，报道中的主角——沙一村股份公司董事长陈才兴成为焦点人物，被网友称为“30亿元村官”。昨日，宝安区纪委向媒体通报称查实陈才兴存在受贿、侵占集体资产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利等违纪问题。调查发现，陈才兴还涉嫌刑事犯罪，区纪委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区公安分局侦查。

侦查期间，陈才兴以身体不好向区公安分局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由于陈才兴已交代相关犯罪事实，其行为属非暴力性犯罪，综合其年龄、身体条件等因素，2月8日，区公安分局依法对陈才兴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陈才兴涉嫌犯罪的问题，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

昨日，记者见到已经回到沙一村上班的陈才兴。

宝安区纪委情况通报

沙井街道沙一社区股份公司董事长陈才兴涉嫌违纪问题，经区纪委立案调查，现查实，陈才兴存在受贿、侵占集体资产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利等违纪 问题。2月4日，区纪委对陈才兴作出开除党籍处分。调查发现，陈才兴还涉嫌刑事犯罪，区纪委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区公安分局侦查。侦查期间，陈才兴向区公安分 局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案件调查进展情况，陈才兴已交代了相关犯罪事实，且其行为属非暴力性犯罪，综合其年龄、身体条件等因素，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 生社会危害性，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1条之规定；并责令陈才兴提供保证人，经区公安分局审查，陈才兴所提供的保证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保 证人条件。2月8日，区公安分局依法对陈才兴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陈才兴涉嫌犯罪的问题，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

在区纪委调查期间，陈才兴自愿提出辞去沙一社区股份公司董事长一职的书面申请。2月3日，区纪委将该申请转交沙井街道办处理。2月3日下午，沙 井街道召开了党政班子专题会议，经会议表决，同意陈海平同志辞去沙一社区党支部委员职务。同意陈才兴辞去沙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陈才兴又回来了

今年2月4日，宝安区纪委曾向记者证实沙一村股份公司董事长陈才兴自愿辞去董事长职务，并被开除党籍，正在接受调查。

昨日，有神秘报料人向多家媒体透露，“陈才兴又回沙一村当董事长了。”“30亿村官”陈才兴不仅没有接受调查，反而再次回到沙一村股份公司上班。记者在沙一股份公司现场调查了解到，陈才兴的确每天都到沙一村股份公司办公。

公司员工讳莫如深

陈才兴是否真的回来上班？是否又重回董事长的岗位？回来上班是否意味着陈本人是清白的？带着疑问，记者昨日上午到沙一股份公司采访。经与多位人员交谈，记者了解到，陈才兴的确每天都到沙一村股份公司上班。是重新“当家”还是另有安排，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晓。

昨日上午9时30分，多家媒体不约而同赶到沙一股份公司。媒体的突然到访，顿时使沙一股份公司保安和工作人员紧张起来。

在此前陈才兴接受记者采访的203室，一位戴眼镜的男子表示他只是文书，陈才兴的事他不清楚。两位保洁员告诉记者，陈才兴春节后确实回来上班了，办公室就在401，但具体上班时间不确定。而更多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愿就陈才兴一事和记者交谈。

街道办承认村官回家

据了解，由于“30亿村官”陈才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而其继任者陈海平也辞掉了居委会主任，沙一村陷入“无人做主”的状态。

一位从沙井街道司法所被派到沙一村担任文秘工作的男子告诉记者，陈才兴请辞过董事长，而其继任者陈海平也辞去居委会主任职务，村里的大小事务陷 入僵局。记者向沙井街道办证实，该办派出街道司法所陈葵香所长暂时代任沙一社区党支部书记，街道财政办副主任黄超华暂时代任党支部副书记，就是要稳定沙一 村的工作。

“陈才兴对街道工作很熟悉，是街道要求他配合交接工作的。毕竟原先居民每月能领到7000元分红，如果一下减成2000元，肯定不行。”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街道办工作人员介绍。

“我对陈的工作能力不作评价，他能把沙一做到这个程度，毕竟是事实。”

沙井街道办暂时代任沙一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的黄超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陈才兴只是取消了行政职务，但他有权参与公司运作，参与公司事务。

采访均遭陈才兴拒绝

“谁叫你来，你讲出报料人名字和电话我就接受你采访。”昨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一身灰色西装、头发花白的陈才兴在2名男子陪同下，来到沙一社区上班，在2楼楼梯前，守候在此的记者上前表示要采访陈才兴本人，陈才兴态度强硬地表示拒绝。

“是不是怀疑有人陷害你？”听到记者提问，本欲进入办公室的陈才兴几欲冲上来与记者理论，被一名穿白衣的男子拦下。“到底是谁跟你们讲的啊？把他名字和电话说出来。”陈才兴几次高声问记者。

随后，在文书、白衣男子的搀扶下，陈才兴进入203房，随后便再也没有出来。记者多次通过文书、街道办工作人员向陈才兴转述想采访他的意愿，均被告知陈才兴明言表示拒绝。

部分村民表示欢迎

昨日上午，一位村民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陈才兴回来上班很正常，“村民要求他上班做事(董事长)，他做得很好。”

至于对陈海平，该代表言语质朴地表示，村民不喜欢陈海平，“他没资格。”

昨日下午，记者拨通了陈海平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表示并不知道陈才兴又回到股份公司工作。“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向媒体报料。”陈海平说，“我再也不管这件事情了。”说完，陈海平就挂了电话。

事件回放

沙一村董事长

被爆贪污30亿元

去年12月，沙一村股份公司董事长陈才兴被爆贪污30亿元，有人揭发其在深港两地拥有多套豪宅，并拥有价值5亿元人民币的多个工业园股份、价值逾5亿元人民币的土地储备，以及价值逾10亿元的厂房等。当时纪委到沙一村找陈才兴进行了调查。

随后，沙一村村民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陈才兴，认为他是好书记，为村民带来月分红7000元的高收入；另一派则要求严惩陈才兴，认为陈才兴是土 皇帝，垄断当地废料收购，利用权力中饱私囊。此事经《广州日报》率先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陈才兴被网友们称为“30亿元村官”。

作者：十年砍柴

　　 继80后副厅官员张辉饱受争议后， 山东在提拔年轻官员上，最近又来了一次大手笔：该省新泰市一次就提拔6名80后副局级领导，其中最年轻的王然才23岁，大学毕业后一年的见习期刚满。（《重庆商报》报道）

　　当地组织人事部门一方面声言这次任命符合有关规定，这些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另一方面在对记者要求详细介绍他们的成绩时，却道“不好说”。和80后副厅张辉、29岁的市长周森锋一样，这些年轻的新晋官员不但遭遇公众的广泛质疑，而且也引发网友的“人肉搜索”，而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自然是“人肉搜索”的重点。据有网友透露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称：王然乃该市组织部某负责人的儿媳妇。这消息不论真假，它反应了公众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合理推测：升官，更多凭的是靠山，而建立在血缘和姻亲上的靠山在人情社会里则是最硬最可靠的。

　　当然，反对这种推测的人可以举许多例子来证明寒门子弟也能在官场上脱颖而出，但正如在29岁市长周森锋进入公众视野后，我曾撰文分析其倍受质疑的原因：他既不是凭战场上打出来的战功，又不是凭科举场上考出来的成绩，更不是凭选票得此重要职位，而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单凭有关部门解释其“政绩突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以山东新泰市此次提拔为例， 23岁年轻人提拔为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25岁的医科毕业的人提拔为法院副院长，即使组织人事部门找出一千条甚至一万条理由，如何证明在和平时期两、三年的工作经历，有什么让公众、让同僚信服的“工作业绩”？

　　打着“大胆使用年轻干部”的幌子，而行各大门阀瓜分地方政治权力之实，是当下值得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治权力版图告别了前几十年因运动不断的折腾而趋向稳定，但由于目前中国即非是古代官员任命大权集中于朝廷吏部那种模式，也非西方一些国家定期政党竞选的模式，这种地方政治权力版图稳定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门阀化。一些家族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占据地方权力的各个重要部门，即使老一代退出江湖，也通过运作让自己的子侄辈或者秘书承继权力的接力棒，从而继续保持本家族的利益。刚刚被判死缓安徽省“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在阜阳就是这种门阀大族，其家族成员在阜阳当官者众，父子两代有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

　　而大学扩招以后，客观上给地方政治权力门阀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当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时，贫寒子弟可以凭考试成绩占据更为公平的人生起点，一大批官宦子弟被高考淘汰，而要经过当兵或上电大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已在时间上落后了好几拍。而由于扩招， “官二代”和“富二代”几乎都能进入大学，甭管这个大学教育的质量如何，人家取得一纸文凭，就比你北大、清华毕业的贫寒子弟更有优势。—–23岁的副局长王然不是毕业某不知名的学院么？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权力门阀化，不但在整个大范围的社会层面伤害公平，使贫寒子弟的出头机会减少；即使在当地官场这种小范围内也是对公平的伤害。有人替新泰此举辩解说，当地的副局只是副科级。干部选拔公平与否，与提拔干部的级别并没必然的联系，这和分财产一样，万贯家私和一堆破铜烂铁，一样需要公平。要知道，在一个县级市，许多干部兢兢业业干一辈子也就到副科级。许多基层官员人到中年就陷于“天花板”的困境，因为向上升的机会实在太少。而一大帮人的“天花板”困境与几位新晋的少年得志相对比，将会在官场内部引起何种影响呢？大范围的公平有人可以不管，连小范围也没有公平了，那么靠谁来维持地方权力的平稳运行？

　　 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捐助》，被人指责格调低下，有侮辱寡妇这种弱势人群的嫌疑。我对这个小品倒有另一番联想：就算寡妇的儿子得到捐助完成学业，他又能找到何种工作呢？即使他品学兼优，难道会有王然这6位年轻副局的运气？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姓毕的姥爷”。

饭后慎入

作者：沙叶新
原地址：http://vip.bokee.com/20100123885576.html

沙叶新按：一些网友来电和来信，问我前不久发在我博客上的《天下兴亡谁有责？》一文为何被屏蔽了，我想这是最近有关方面为了大力建立 “河蟹”社会，而特别加强网络控制所致。该文发布之后，短短时间，点击数万，评论数百，海内外众多网站纷纷转贴，反响良好，影响甚巨。屏蔽实在可惜，沉默于心不忍，只得“改头换面”，再贴一次，看看我尊敬的《博客中国》能否高抬贵手，得以放行。谢谢了！20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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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事管他娘！

在学校，老师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问一同学什么意思。该同学以为“天下兴亡”是“天下‘姓王’”，便脱口答道：“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 老师目瞪口呆，又问：“那匹夫有责呢？”他以为是“‘皮肤’有责”，便又答道：“天下姓王，皮肤怎么能不负责呢？老师你想呀，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是黄皮肤。外国没姓王的，是白种人，是白皮肤，所以天下姓王，皮肤是有责任的。”老师哭笑不得，对他说：“唉，你呀，不假思索！”他还以为老师赞扬他，越说越来劲：“谢谢，我一点不假，我是真思索。”老师昏倒！

“天下兴亡谁有责？”这在中国是关乎爱国主义的大问题，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也自认为是最最爱国的；不爱国者，是汉奸，是国贼；十恶不赦，狗彘不如。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近60年，也是世界上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广泛、最持久、最不厌其烦、最大张旗鼓的国家；从幼儿园，到敬老院；从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的节目，到乡村小茅房破败墙壁的标语；从少先队的“五爱”教育，到全社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运动，无一不有神圣的“爱国”的内容。

但“国”是什么？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是“政党”？是“政客”？是“领袖”？……教育者从未向被教育者说清楚，也不让大家清楚，就胡里胡涂地被代表了。更别说“国”是什么性质的国了：是民国？是王国？是极权国？是共和国？……也含糊其词，也一律被代表。

王同学将“天下兴亡”误为“天下姓王”，他把崇高的爱国名言，像是德里达似的后现代地给解构了。这倒也是歪打正着，可以让每一个单纯、善良的爱国者，在热烈地爱之前先冷静地问一问，问问这个国姓什么，问问这个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如若“天下姓王”之“王” 是帝王之“王”，那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平民百姓）总是受苦，凭什么要为帝王的天下承担兴亡之责？凭什么要爱“普天之下”的“莫非王土”？

在我过往的70年中，在我生活的国之中，经历过两次极为惨烈的战争，一次是在我童年，交战双方是中日；一次是在我少年，交战双方是国共。前一次为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抗日。后一次是国共两党的争霸，是内战。两次战争并非都与“天下兴亡”有关，“匹夫”并非都应“有责”。

抗日战争攸关国家之命运，失败了，中国就要“亡国灭种”。这乃大是大非，事关民族存亡，所以那时传遍全国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当年震动校园内外的《毕业歌》呼唤着：“同学们大家起来，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共之间是内战，是两党争“王”，再怎么打，打翻了天，至多是一个党兴，一个党亡；至多是政权的交替，王朝的更迭。这不是“天下兴亡”，只是“改朝换姓”：是姓“国”的为王，还是姓“共”的为王。

国民党的“国”叫“中华民国”，其实并非“民国”，它不姓“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信奉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正因为它专制独裁，抗战胜利之后，便冲昏头脑，发动内战，更加上严重的吏治腐败，终于在1949年输给共产党，龟缩在台湾这蕞尔孤岛，但仍称中华民国，其实还是“党国”，并非“民国”。只是等到蒋经国去世前，废除了党禁，还政于人民，又经过岛内的蓝绿两党的较量和全民的普选，台湾的民主之花才逐渐开放结果，如今倒很有点“民国”的样子了。

上一世纪，共产党创立之后的10年，也有个国，它是在共产国际扶持下，于1931年11月7日（和前苏联的国庆同一天）建立的，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江西瑞金，毛泽东是苏维埃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这个国，当然姓“苏”，是外国姓；这个“国”也确实拿过外国银子，卢布。可惜国祚短暂，终结于1937年9月6日。

后来被毛泽东感谢过的日本的侵略，在当时确确实实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使得共产党能以 “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的“持阄战”，赌徒似的和“日寇、蒋帮”持阄一赌，从而在“日蒋相争”中“渔翁得利”，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得以东山再起；日后并以“人民民主”为旗帜，以“为人民打江山”作号召，打败了抗战八年而元气大伤的国民党，终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建政伊始，共产党不乏开明作风，颇有民主气象，纲领也能共同，政治也能协商，政府也能联合，选举也能照章，所作所为，也都像模像样。

可是马上得天下，并非马上就能治天下，到后来，一直到如今，已一个甲子，共产党恐怕是越来越难以逃脱历代王朝的兴亡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今已很不像立国之初的那个样儿了，不是“人民共和”，而是“一党专政”了。所有的民主党派早就有了“跨党”的中共“地下党”；文革期间，甚至公开地干脆从“地下”走到“地上”，使得“民主党派”完全可以倒着念了，成了“派党主民”（派共产党主宰民主党派）。到如今，尤有甚者，任何机关单位都有党的组织，都有党的领导，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不但民主党派，甚至连宗教团体、佛门净土也难以幸免！国民党独裁时期，尚不能控制所有媒体和所有学校，而今在共产党的天下，所有报纸都形同党报，所有学校都类似党校，连军队也成了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忠诚于党的“卫党军”了！

这样的国家究竟是谁的天下？早在1957年储安平就说过这是“党天下”，他说了实话，却被打成右派，以后生死不知，至今也下落不明。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7千多万党员的共产党成了 “天下的第一大党“，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也成了世界“第一大的党天下”。

这样的党天下，这样的国家，匹夫能负其责吗？匹夫首先要有权，才能有责。“兴”时匹夫无权，“亡”时才想到匹夫有责；不把匹夫当主人，只当炮灰，谁干？除非“裸”干。

须知国家和祖国，内涵虽有交叉，但是区别甚大。

国家不同于祖国。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国家有庞大的机构，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还有很多政客和官僚，也就是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辩解，再怎么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是非法的。由这些政客、官僚，当官的所组成的政府当然也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有个名称，就是极权国家。

需知，祖国并不同于国家，更不是极权国家：祖国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国是黄皮肤，是乌眼珠，是黑头发；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的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有可能不爱我的国家。

祖国不是国务院，不是裆中央；祖国不是八宝山，不是纪念堂；祖国不是共青团，不是太子党；祖国不是最近报废的“周济”导弹，祖国不是深不可测的一片“汪洋”；祖国不是三军官兵的阅兵方阵，祖国不是四代领袖的巨幅画像；祖国不是大裤衩，不是水立方；祖国不是漂着死鱼的湖泊，不是埋葬矿工的煤窑，不是压死汶川无数学生的“豆腐墙”。

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国家会推倒你的房梁；祖国不会窃听你电话，国家会阻止你上网；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国家会对你强行截访；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国家会巧取你的钱囊。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入境，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机密、危害安全罪，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府、反对裆中央。

唉……我多么想爱我的国家噢。我也曾真心实意地爱过，爱得发狂发飙；我何止是“爱国贼”，简直就是一个“爱国盗”。可如今要我再说一声爱，就怕言不由衷，理不直气不壮了；虽然我还是想说，只盼着我可以由衷地大说一声、十声、百声、千声、万声“我爱你”的那天来到。可如今，真的抱歉了，你已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崇高。正如开国之君毛泽东的教导，你只是秦始皇和马克思的杂交。起先还可以，“一唱雄鸡天下白”，“时间开始了”，心潮逐浪高；可是，越到后来越糟糕，时间停滞了，甚至倒退了，今天你已是由金钱铸造的利益集团所组成的现代王朝。请问，你为何至今不敢公布官员们的财产，不敢晒晒衙内们的生财之道？再问，60周年的超豪华国庆，究竟花了多少钞票？那是党的钱吗？不，都是民脂民膏！切莫给整齐划一的方阵迷惑了，切莫给流光溢彩的烟花忽悠了，那只是为了扬威，只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掩饰空前的虚弱和万分的焦燥。那些龙吟虎啸，那些男欢女笑，说穿了，只是紧闭门窗的卡拉OK，只是刺刀护卫的假面舞蹈。“盛世”，为何紧张得对行人盘查搜包；“和谐”，为何恐惧得禁止商店卖刀。何不干脆再下禁令一道：全国人民都不许笑，因为笑里也会藏刀。你还要我为你骄傲，还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不，我真的要含泪相告，60年过去了，你何时有过反省？何时下过罪己诏？最后，尊一声我的国，60年来，为什么你总与良民为敌，总拿好人开刀？以往的李九莲、林昭，眼前的许志勇、师涛……还有那胡佳和刘君呀，都是那么有爱心的好人一个呀，他们或被打被压，或被关被抓，或被宰被杀，他们究竟触犯了你王法的哪一条！

至今我还没选择放逐和流亡，今后也不永别家乡，这实在是我无比热爱我的祖国，也实在是我对这个国家还心存一点希望。可我要说，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这样的天下，我怎能负责它的兴亡！

2009、11、2上海善作剧楼

作者：永德

当听得上海、北京将自动停止发黄色短信手机用户短信功能时，我不想讨论什么违宪、我也不想说什么对隐私的侵犯；我只感到惊惧，我更恐慌于，奥威尔所预言的世界，彷佛正一步步向我走来。在这个年代，由于技术进步，我们被牢牢的绑在信息工具上，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些工具：手机、邮箱、MSN、QQ、博客等等。遑论网络扫黄、监控、过滤，是否影响干涉到我，但还未曾听得有何方神圣，敢跳出来呐喊：“你发黄色邮件，封你邮箱；你发黄色信息，锁你QQ！”

今天中国移动电话的老大哥们，总算赤膊上阵了，他们脱得一丝不挂，抗了个扫黄的大旗，昂然过街，招摇呐喊：“小民们，毋发黄信哪，老大哥看着你！”

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这是告诉你，你的一切，都在老大哥们的关注之下。

《一九八四》中，人们是不容有任何私人感情、抑或过有激情的生活。爱情、亲情、友情被有意识的加以消弭，个体成为一个行尸走肉的动物。要消灭私情，就要消灭个体的隐私空间，让你时刻处于监视之下。对私生活的有效干预，是建立在一定技术条件之上的。

“过去的一切统治集团总是受到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影响，到处留有空子漏洞，他们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什么。从现代的标准来看，甚至连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将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控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私生活就此宣告结束。”

对私生活的干预是切割掉了最后一块私人的领地，当你的私人空间被挤压尽之后，你的私人感情也被抽空。而你总是需要感情寄托的，不用慌，属于私人的感情，将被转移到老大哥之上；父亲的角色将由老大哥取代，你献给老大哥的爱将是永无止境的。

此时，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不属于阶级，而是属于组织，属于老大哥。为了铲除影响到对老大哥忠诚的性与爱情，反性组织被大力推广，性行为被宣传成一件令人恶心的行为，以便使性行为失去任何愉悦的功能。

而婚姻的唯一目标则是为了生儿育女，以便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一九八四》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在心中渴望着一次真正的爱情、一次满意的性生活，这本身就是对正统思想的一种背叛，他终于爱上了一个叫裘莉亚的女人。他们逃离老大哥的监视，一次次的冒着生命危险约会、做爱。

“他们的拥抱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你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是不是，哪一天，我们也会成立反性同盟？是不是，哪一天我们的一次拥抱就是一次胜利？是不是，哪一天，我们的高潮也是一次胜利，也是一件政治行为？在奥威尔描述的世界中，性与爱情，是为老大哥所恐惧的。无所不在的监视，就是要取消你的一切私人空间、消灭你的一切感情；让你的私人空间，也归属于老大哥。而要做到这些，则是从个体最隐私的地方加以监控，让你的一切都逃不开老大哥的眼睛。一切并不遥远，打击黄信，这只是个开始。

作者:刘洪波

贵州安顺市关岭自治县村民郭永华、郭永志死于警察枪下。这是无可疑义的。

在安顺市政府发布新闻后，郭氏兄弟为何招致枪击死亡仍然疑问重重，甚至他们到底中了几枪都成为问题，不能不说是“调查”的奇迹。

安顺市政府发布的新闻将死亡事件归因于郭氏兄弟暴力袭警，在鸣枪示警后还上前抢枪，“在此过程中”，被子弹击中死亡。关岭的公安局长表示，他们是而且只能是各中一枪。

多家媒体的独立采访中，目击者无一证实“袭警抢枪”的情节，甚至没有出现郭氏兄弟与警察严重冲突的描述，而是警察对郭氏兄弟草率开枪。其中郭永华一枪命中头部，郭永志在被击中腰胯部位后，头部还被补一枪。

在目击者的描述中，警察张磊对郭永华喊“跪倒，否则我毙了你”，郭永华说，“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郭永华的“不敢开枪”论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和“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是极为凝练的语言，表达着双方关于国家、法律、枪(也就是武力)的信念。

代表国家、握有武器的一方是命令者。命令者处置一个简单的“街头吵闹”，他在现场既需要恢复秩序，同时需要有人 “跪倒”，或者社会秩序中本来就有“跪倒”的要求，或者持枪者的尊严也不能不以有人“跪倒”而得以显示。如果不跪倒，持枪者就可以“毙了你”。

这种理解，是朴素的，同时可能既是被长期教育的，也是被权力运行不断证实的。

被要求“跪倒”的人，将挨枪与否联系于是否犯法，这同样是朴素的。不犯法，便是顺民，顺民是有安全保障的。而且顺民认为命令者“不敢开枪”，这是基于对命令者与法律的关系的理解。这个顺民很难说有现代观念，王朝、王法、王官、衙役与顺民之间的关系，也足以使顺民产生“我不犯法，你不敢开枪”的信念。

事实已经大白。这个喊出“我不犯法，你不敢开枪”的顺民，成为别的顺民受教育的机会，而他自己甚至连改正“错误认识”的机会都不会有。你不犯法，但你有违拗，你没有跪下，所以枪响了，你倒下。你不跪下，就要倒下，这是二者择一。

由此可以看出，命令者与被命令者之间，信念差异极大，误会极深，以至于不得不靠一个街头活报剧来终结分歧。我想，这样的事情是多次发生的，郭氏兄弟不过再次验证了“不跪下，就倒下”的选择。

我想，这只是再一次的警醒而已，要跪下而不跪下，而争执于犯法不犯法，这就成了刁民，所以就不再享有顺民的生命保障。争辩良法恶法和法律执行，这是公民的理想主义；仅仅争辩犯法不犯法，可能只是顺民的朴素理想主义。然而，问题是朴素理想主义的顺民会被定义为刁民，因为合格的顺民只能要跪下便跪下，而且绝对不能相信命令者有什么“不敢”。

郭氏兄弟的悲剧，是相信命令者有“不敢”。他们相信命令者有“不敢”，这就表明失去了顺民的资格，同时也得到了非顺民的下场。

安顺市政府发布的新闻，不过对这种本质上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装饰，好像问题在于郭氏兄弟袭警、抢枪。郭氏兄弟之死，是偶然的，是极端的，但也是本质地揭示两种权力的信念与顺民的信念，并暴露了顺民的信念遭遇权力的信念时何其不堪一击。你只被允许有鸡蛋，还不跪倒，这便是鸡蛋碰石头，不仅下场悲惨，而且可笑。当然，为了显示权力并不野蛮，郭氏兄弟不能不存在袭警和抢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