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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盘棋……请勿对号入座

2010年7月19日 Harley 1 条评论
http://www.bullock.cn/blogs/tdtw1/archives/109495.aspx
推倒柏林墙

上文的这位“怕国粪青”我们还要继续解剖下去。此人中间还喷了一段什么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地缘政治说不清楚之类的,这段话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语言,大概是这 么个意思: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吧我也不懂,但是这个话题有相当的深度,一般人他都搞不懂。鉴于你不是专家教授领导,没上过百家讲坛,没混过社科院,没在外 交部发过言,更没进过中南海,所以你丫也就是个普通人,没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还是要请你闭嘴。

在中国谈论政治好像还要讲资格,有时你不过是疑问一下为什么南京的立交桥刚建完没几年又要拆掉挖隧道,为什么这么个屁大的城市有12个副市长,下面的人都 会回复你说“你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不明白他们的考量”。好家伙,看来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只有那几个老头说了算,咱们这些屁民只有乖乖听话 的份了。不过想想也是,在国外已经普遍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情况下,我国人民连自己政府的公款吃喝支出都整不明白;国外的政府办公楼破得像公共厕所,市民想 进就进,咱这边是卫兵神圣不可侵犯,你想找领导还不如去夜总会门口蹲点;国外哪位议员对什么法案投了什么票,我在中国都能搞得一清二楚,咱的人大代表要是 不主动说出来,你都不知道丫原来从来都没投过反对票。政治在中国还真有那么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总之是好大一盘棋,谁也说不清。

咱们的粪青也乐于被蒙在鼓里,让下棋的人决定他们的命运,有鉴于此,真到讨论起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顿时发现自己文化水平严重不足,这时要怎么办呢?很简 单,提高发言的门槛。假设你的水平是10,他的水平是1,本来他远不如你,这时候他突然告诉你说讨论这个话题至少需要10000的战斗力。这下好了,你俩 都变傻逼了,既然都是傻逼还分什么彼此,所以说他没输,你也没赢。经常是你在那边旁征博引的时候,粪青同志不动如山的来一句:“你怎么知道你看的书 里写的就是真的?”顿时把你给噎着了。这倒还算好的,功底扎实的人还应付得来,只不过以对方的智商可能解释起来要费一番功夫。

更狠的是把科学问题玄学化,摆出一副哲学家派头的:“历史没有真相。”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你说的全是假的,是不可靠的,一句话就给你全 否定了。只要是关于历史的辩论,这招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话题里发动,简直就是智障的大杀器,文盲的万金油吗。

还有一种人会非常怜悯的说你先是被中国人洗脑,之后被外国人洗脑,反正就是不跟你就事论事。其实“洗脑”这个词不能随便乱用的,它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长 期性,几十年如一日的给你灌输,谎言重复千遍,自然变成真理;二是强制性,不给我洗,看你丫怎么考研;三是隔绝性,洗脑的同时还要防止你接触外界的信息。 话说到这份上,究竟谁在洗脑、谁在被洗,应该连爱国青年的智商都能想得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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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文共赏: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

2010年5月10日 Harley 1 条评论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胡联合 胡鞍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著的《六个为什么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习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正本清源的重要理论著作。该书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要适应国情的需要,强调我国不能搞“三权分立”,同时客观地指出“三权分立”在西方世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而大多数国家并未实行“三权分立”。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方面总有极少数人极力鼓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妄图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甚至鼓吹改变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甚至外国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似乎不搞“三权分立”就理不直气不壮,有的甚至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国际惯例”。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并未实行“三权分立”。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不但与其发展的历史、国情密切相关,而且与其阶级特性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机器。即使同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统制,一种是议会制。这两种政治体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行政首脑产生的方式不同。在议会制下,选民选出议会,议会推选出总理(首相),总理(首相)挑选内阁成员而形成政府(行政当局)。在总统制下,选民一方面要选议会,一方面要选总统,然后由总统来挑选他的内阁成员。

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那些人来自议会(下院),包括总理也是由议会推举的(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他们既属于立法部门,又属于行政部门。也就是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即产生议会成员的选举也间接是产生总理(首相)的选举;而且共灭,即总理(首相)必须保持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解散议会而重新举行大选。不但如此,一般而言,议会制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总理(首相)就可以永远干下去。在议会制下,政府(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执政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在议会制下,政党政治实质上是主宰议会政治的幕后之手,“议会至上”实质是“执政党至上”。

西方总统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是分立的。在总统制下,总统是行政首长,直接任命并领导内阁,但内阁不像议会制下有决策权,而是总统的咨询机构;总统不向国会负责,也无权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国会也不能迫使总统及其内阁辞职。只有当总统及其内阁高官违反宪法或渎职、失职时,国会才能对其进行弹劾。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虽然有总统的国家有好几个,但属于总统制国家的只有美国。无论议会制国家还是总统制国家,实质上都受到政党政治的主导和控制。

总之,《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告诉我们:“三权分立”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被采用,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能搞在西方国家也很少采用的“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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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餐馆里的秘密:让顾客给服务员发工资!

2009年12月3日 Harley 1 条评论

餐馆里的秘密:让顾客给服务员发工资!

“顾客来决定给服务员发多少工资,还是老板来定价?”

” 美国餐馆里,每个顾客吃完饭后会马上决定为我的服务付我1美元或是100美元。而在中国,我的钱包跟他们没关系,工资是老板发的。”

” 因此,在美国我甚至会偷偷送个菜给吃饭的人,而在中国我只要不给他端上一盘蟑螂就好。”

回国第一天,对中国餐馆里服务员之多大吃一惊,紧接着,开始感慨美国跟中国餐馆服务质量之差别——最能反映其中差别的典型情况是,每当出现退菜,美国“小二”二话都不会说,而在中国往往是僵持半天,吵架收场。

细考其中奥妙,发现中国是老板给服务员发工资,而美国其实是吃饭的顾客给服务员发钱。

当年求学美国,在不少餐厅端了好多年盘子,生活费基本都来源于小费——老板给的底薪通常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周两百多美元,而小费每天几乎都能达到这个数目。

那时候,即使上一秒钟刚刚跟女朋友大吵一架郁闷到恨不得砸人,下一秒依然会对顾客体贴周到,哪怕挤也得挤出笑容来。因为当客户吃完这顿饭,他们给的小费的多少常常决定了我当时的生活水平,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

更重要的是,我用不用心服务,服务水平的高低,在每一顿饭后马上就会得到评价和兑现。

也就是说,服务基本上是由顾客来定价的。

这样,服务员就有动力千方百计更好地服务以希望顾客能给自己一个好的价格。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偷偷地送一个菜给某桌顾客(其实老板并非不知道员工偷偷送菜,只不过他明白这么好的服务将换来顾客下一次继续来消费,因此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服务员的收入跟顾客没什么关系。

每个月拿1000块还是800块,是老板决定的,工资也是老板发的。好一点的餐馆,老板通常会以一套服务规范来要求员工,但只要你不打碎盘子,只要不是服务太糟糕惹恼了某位顾客跳起来吵架,那么满厅吃饭的人通常跟你的收入毫无关系。

这样的结果,就是从激励机制上看,服务员做好服务的动力相对要小很多——美国餐馆是每一位顾客在吃完饭后马上就会决定给你1美元还是100美元,而中国餐馆里,即使你长期提供着金牌服务,也必须倚赖于老板某天突然想起给你加上一两百薪水。

定价机制的不同,正是餐厅里的秘密。由此带来的是餐厅管理成本的不同。

在美国,每个餐厅只有一个经理,剩下都是服务员,而且每个服务员既领路又端盘子都争相干活希望减少同事数量——每个人若“拥有”更多桌子,就意味着将有更多小费。而在中国,除了一堆总喜欢站在一边闲聊的服务员,还常常要有咨客、领班、部门经理、大堂经理等好多层级。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有小费文化,而中国没有。其实归结于文化,不过是个借口,如果明白了商业模式上的不同,完全可以藉由不同的定价机制来想出解决办法。

已经有人开始在这条路上探索,比如说著名的“海底捞”火锅,在中国的连锁餐饮中罕见地被评价为“服务好到让人肉麻”,以致拥有肯德基和必胜客的百胜集团曾经将区域经理大会开进了这家火锅店,带着两百余经理们登门“参观和学习,提升管理水平”。

“海底捞”如何改变定价机制?不是通过小费,而是一种类似员工持股计划的制度。每位一线员工,无论是扫厕所的阿姨,还是上菜的小二,都能参与店内利润的分红。

这意味着,员工的收入不再完全由老板决定,而是跟顾客挂上了钩——你的服务好不好将决定客人是不是再来,客人多不多影响着火锅店的利润,而最终,店里的利润服务员是可以分享的。

也就是说,与美国餐馆——每位顾客为每一个单次服务定价——不同,在“海底捞”,服务员在一段时间里的服务实际上会得到顾客的整体定价:即按照你在店里的级别所能分享到的店内利润——你的服务越好,晋升的级别越高,分享到的利润越多。

也许有老板并不愿意将股权分给员工,没关系,其实还能想出许多“中国特色”的办法。我想到的?对不起,那是商业秘密。记住,关键是转换定价机制,让服务的价格跟服务对象的评价挂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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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脏钱的一切

2009年11月15日 Harley 没有评论

李海鹏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 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 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 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 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 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 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 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 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 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 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 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 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 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

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2009年11月15日 Harley 没有评论
——2009年8月14日在复旦大学学术报告厅
作者:于建嵘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9-10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 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 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 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 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 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 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 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 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 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 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 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 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 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 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 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 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 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 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 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 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 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 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 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 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 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 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 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 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 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 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 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 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 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 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 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 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 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 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 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 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 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 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 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 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 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 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 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 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 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 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 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 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 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 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 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 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 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 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 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 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 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 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 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 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 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 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 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 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 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 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 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 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 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 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 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 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 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 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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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升官 教人如何不非议

2009年6月24日 Harley 没有评论

(《南方都市报》专栏)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周森峰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县级市)的市长,竟然成为一条新闻,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按中国传统说法,已是虚岁30,而立之年当一个市长(他还不是该市权力系统真正的一把手,上面还有书记),放到古代,放到国外,根本不算什么。

年轻官员成为舆论热点这不是第一例,去年以来,就有山东某28岁的副厅级干部、江苏25岁的正处级干部已有类似周森峰的遭遇。而在中国古代,年少为官,往往成为佳话,难道现代中国人的心胸还不如古代么?

纵览古今中外,凡是年少为官不被质疑而成为佳话,成为励志题材的多半是这三类:

要 么这个官是“考”出来的。中国自隋唐有科举以来,通过科举而做官是“正途”,特别是进士出身。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场屋里蹭蹬终生,毫无成就;有人 年少就中进士,甚至进入一甲。而一旦中进士,那不管你年龄多大,铁定有个官做。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从六品,比别的进士高半阶。其他的进士,成绩好或运气好 的进翰林院,从此平步青云。最不济的也是发派各地当七品县令,而且是“老虎班”,到省城之后,不需要坐冷板凳候补,而是马上授实职。明朝的名臣杨廷和十九 岁就中进士,清朝乾隆朝的朱珪中进士时才17岁,他们一进仕途,就是周森峰的级别。

要么这个官是“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军队里的升迁凭战功,年年轻轻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少。清代咸同年间,太平军起,许多人投军,年年轻轻就当了大官,湘西的田兴恕24岁就做了贵州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肖华17岁就做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

要么这个官是“选”出来的。这种选举不论是全民直选还是间接选举,必须是真正的选举,而非披着“选举”马甲的上级任命。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再年轻的候选人当选应属正常。如去年11月,年仅18岁的美国中学生塞申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

只要通过这三种途径,年纪轻轻当官,掌握权力,谁能质疑?钦佩还来不及。相反如果是通过世袭或因为得宠而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再年轻级别再高,也无人佩服。比如宣统这样的儿童皇帝,再比如帝制时代皇帝给宠爱的年轻伶人赏赐高爵位,决不会成为历史佳话,而是相反。

对周森峰的成长经历、个人能力我不了解,因此不敢妄评他做这个市长是否够格。我感兴趣的是公众对其上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质疑声。当媒体报道他出生在河南禹城一个贫寒家庭时,立刻有媒体报道了他妻子任地级市襄樊市人大常委会某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副处级),有人便把目光投向其妻族的背景。山东的张辉28岁 任团省委副书记时,公众亦是如此。说白了,原因就是他们并非通过我上文所说的那三种有硬指标的途径而得官,而是“破格”提拔的受益者。我国官场的青年才俊 不知凡几,为什么幸运的绣球会扔到少数几人头上,公众当然会质疑背后的原因何在。当然,你可以说周森峰是“当选”的,获得市人大200多名代表全票通过。对中国政坛稍具常识的人就知道,一个地区行政首长的产生,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他24岁能从大学里空降下来当副处级官员,几年后又能确定为市长的候选人—–还不是差额选举,那么他的得票率是100%还是90%有何差别?只要这人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般说来上级将其摆在唯一候选人的位置上,想不当选都很难。

公众质疑并非议的,并非周森峰本人,而是他走上市长位置,后面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

波斯国一周图志(38P)

2009年6月23日 Harley 没有评论

From:The Big Picture
http://www.boston.com/bigpicture/2009/06/a_troubled_week_in_iran.html

A troubled week in Iran

In the ten days since Iran’s disput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street demonstrations have taken place every day. Iranian citizens, supporters of opposition candidates, continue to take to the streets and document what they encounter there, despite explicit government bans, the danger of arrest (many hundreds placed in custody), or possible physical harm (at least 19 deaths so far). Iranian officials maintain their stance that Mahmoud Ahmadinejad was the undisputed winner, and have increased restrictions and pressure on opposition members, protesters, foreig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s they work to regain contro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cently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Iran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world is watching.” Many of the photographs here were taken and transmitted at great risk in the past week, in the hopes that others would be able to see and bear witness.


Supporters of Iran’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face off against riot polic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in Tehran, Iran. Thousands of Iranians clashed with police as they defied an ultimatum from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calling for an end to protests over last week’s disput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Getty Images)


2 Iranian supporters of reformi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demonstrate on June 17,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3 A demonstrator heads towards Azadi Square during a rally in support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in western Tehran June 15, 2009. (REUTERS/Caren Firouz)


4 hands are held up in front of supporters of Mir Hossein Mousavi demonstrating on June 18,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5 A picture obatained from the election campaign website of Iran’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GHALAMNEWS.IR, shows his supporters cheering him during a massive rally in Tehran’s Ferdowsi square June 18, 2009. (AFP/Getty Images)


6 This June 18, 2009 photo made available from Mousavi’s election campaign media operation Ghalam News, shows Iranian opposition leader Mir Hossein Mousavi, surrounded by a sea of supporters and cameras, as he addresses the crowd at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AP Photo/Ghalam News, File) #


7 Iranian relatives of Fatemeh Rajabpour and her daughter, who were both killed on June 15 violent protest, mourn over their grave at the Behesht-e-Zahra cemetery in Tehran on June 17, 2009. (AFP/Getty Images) #


8 A supporter of Mir Hossein Mousavi raises a fist as he prepares to throw stones at riot polic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9 Protesters run for cover during clashes with Iranian police at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LI SAFARI/AFP/Getty Images) #


10 Supporters of opposition leader Mir Hossien Mousavi run from tear gas fired by riot police during a protest in Tehran o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11Iranian police sit on motorcycles as they face protester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FP/Getty Images) #


12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delivers his sermon in front of a picture of the late spiritual leader Ayatollah Khomeini, during the Friday prayers, at the Tehran University campus, in Tehran, Iran, Friday, June 19, 2009. Iran’s supreme leader said Friday that the country’s disputed presidential vote had not been rigged, sternly warning protesters of a crackdown if they continue massive demonstrations demanding a new election. (AP Photo/Hayat News Agency, Meisam Hosseini) #


13 Holding posters of the late Ayatollah Khomeini and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worshippers chant slogans, during Friday prayers, at the Tehran University campus, in Tehran, Iran, Friday, June 19, 2009. (AP Photo/Hayat News Agency, Meisam Hosseini) #


14 Iranian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kneeling at center left, leads Friday prayers, at the Tehran University campus, in Tehran, Iran, Friday, June 19, 2009. Iran’s declared presidential winner, Mahmoud Ahmadinejad, kneels in prayer as well, directly behind Khameni. (AP Photo/Hayat News Agency, Meisam Hosseini) #


15 Iranian men pray after listening to the Friday prayer sermon, delivere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on June 19, 2009 at Tehran University. (OLIVIER LABAN-MATTEI/AFP/Getty Images) #


16 A handout picture posted on the Iranian Supreme Leader’s website on June 17, 2009 show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left, center)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Tehran on June 16, 2009. (AFP/Getty Images) #


17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protesters clash with riot police at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in Tehran, Iran o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18 A member of a pro-government Basij militia throws a rock from the group’s buil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demonstrators as they approach the militia’s base, near a rally supporting leading oppositio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in Tehran, Iran on Monday June 15, 2009. (AP Photo/Vahid Salemi) #


19 An Iranian protester stands next to a burning bus during clashes with Iranian police at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LI SAFARI/AFP/Getty Images) #


20 Supporters of opposition leader Mir Hossein Mousavi set burning barricades in the streets and chant slogans as they protest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21 Supporters of Mir Hossein Mousavi overtake an intersection in Tehran, Iran as they set burning barricades in the street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Getty Images) #


22 Iranian security forces and Basij militia retake control of an intersection (seen in previous photo) in Tehran, Iran after disrupt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Getty Images) #


23 Supporters of opposition leader Mir Hossein Mousavi take a break from demonstrating on June 18,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24 Backers of Mir Hossein Mousavi throw stones at riot polic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FP/Getty Images) #


25 Supporters of reformi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demonstrate on June 18,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26 A supporter of reformist candidate Mir Hossein Mousavi looks up as she passes below the photographer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17,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27 Iranian protesters run for cover during clashes with riot police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LI SAFARI/AFP/Getty Images) #


28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two Iranian women take cover from a cloud of either tear gas or smoke at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in Tehran, Ira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29 Iranian protesters cover their face from tear gas during clashes with riot police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LI SAFARI/AFP/Getty Images) #


30 In this series of four photographs, supporters of Mir Hossein Mousavi confront riot police and Basij militia members in Tehran, Iran on June 20, 2009. In the top photograph, the man at far right brandishes a handgun that he apparently just fired into the air. In the second photo, protesters approach in spite of the brandished gun – the man in the gray shirt apparently comes too close, and in photo three, he is attacked by a member of the militia. Photo four shows an apparent retreat of militia members as stone-throwing protesters advance on them. (All photos by Getty Im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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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a wounded man is treated on the street by others in Tehran, Iran o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32 A supporter of opposition leader Mir Hossein Mousavi shows her hand, covered in the blood of a wounded person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June 20, 2009 in Tehran, Iran. (Getty Images) #


33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an Iranian woman carries rocks at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in Tehran, Ira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34 A screen grab taken on June 21, 2009 from a video posted on YouTube reportedly shows Iranian men trying to help a wounded woman named “Neda” after she was shot in the chest during a protest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She died only moments later. Neda Soltani has become an iconic figure among supporters of the opposition, her memorial on June 22nd was apparently disrupted by Iranian riot police (AFP/Getty Images) #


35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Iranian riot police clash with demonstrators in Tehran, Ira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36 In this photograph posted on the internet, an Iranian protestor flashes the victory sign from behind a public trash bin set on fire at an anti-government protest in Tehran, Iran Saturday June 20, 2009. (AP Photo) #


37 Supporters of Mir Hossein Mousavi demonstrate in Tehran on June 20, 2009. (AFP/Getty Images) #


38 A picture obtained on June 21, 2009 shows Iranian riot police blocking protesters on a street of Tehran in front of a burning trash container on June 20, 2009. (STR/AFP/Getty Images) #

胡说与正道并存,颂圣与忧国同在——两会结束,说说感想

2009年3月13日 Harley 没有评论

两会结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这次两会确实与过去不同。由于传播手段的发展,更多的信息被更广泛的传播,被人所诟病的“橡皮图章”如果仔细来看,倒也未必全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从一个大的背景来说,这些所谓的委员、代表,确实是没有经过我们的选举与授权,在会上胡说八道者甚多,甚至有人号称48年没有投过反对票的奇迹人物 尚能振振有词的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功劳,大致相当于每次都把皇帝的性生活记录得准确无误之太监,临终的自豪感类似。至于倪萍大妈的山寨、严委员的国服、刘功 臣局长的怪叔叔是个好人、住建部副部长建议买房者去跟开发商商量,更是不一而足、光怪陆离、信口雌黄、恬不知耻。

但老实说,在这种现象之下,依然有着一些暗潮在涌动着。这个原因有很多,就我看最重要的一条,倒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毕竟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 士,能够成功必然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有很多不靠谱的人在,其他领域中脑残者还是不多的。这些人在,虽然不能改变整个体制的状态,但依然可以通过越来越 发达的传播手段,使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这对于突破某些言论的限制与底线,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两会之间,我被某位友人取笑为“两会帮闲”,每天至少一篇臭骂混蛋提案的专栏或者博客之外,尚还主持了一次代表的访谈,以及去腾讯做了一次嘉宾,讨 论简繁体存废。就我个人的观察,在那次客串访谈所来的两位,确实具有某种参政议政的雏形。蔡继明委员因为学士后之类的言论为大众所讨伐,但其关于长假的言 论,关注点不是长假的存废,而是劳动者带薪休假制度的国家强力保证,网络或者媒体实在是曲解了他的意思。如果能够全景式的的展现其原意,他这个说法对于增 强劳动者权利保护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至少我被其逻辑所说服了。同时来的叶青代表也不是那种官话一箩筐的人物,而是真心实意并且扎扎实实做过提案的准备工 作。

讨论繁简体存废实在是个愉快的经验。我与人大的张鸣老师搭档,把那个满口颂圣的代表弄得灰头土脸。这种所谓的代表正是胡说派的代表,来两会不说不 行,说而毫无见识,只好弄个这种提案混充大铆钉。尤其是那种恨不得给权势者口交的词汇运用,令人不免恶心加好笑。耍弄这样的人除了有智力上的快感外,也算 是出口鸟气。

这次两会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代表、委员以及即得利益阶层那种天然争取自己权利的行为越加突出,而政府的控制力空前削弱。就我看来,最具有标 志性的事件,就是全国工商联上书人大,把房价虚高的责任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房价中多达50%的钱是被政府拿走了。虽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这么 明确的说出来,等于直接戳破了所谓房价调控的画皮,把政府一边说着平抑一边从地价上抢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曝光无疑。

而全国工商联这份报告的出炉,其实是下属的全国房地产商联合会在背后操纵。房地产商一向是与政府同穿一条裤子的角色,这次反水标志着在自身利益不能 再与政府行为捆绑、以及很快可能被政府卸磨杀驴的状态下,为了争取民意的谅解而与政府的脱钩。当然,如果骨头还是够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会跑回去看门的。但 骨头一旦不够,他们这些政府的财政抽血机也不想被当作替罪羊。

所以,这次两会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有什么提案,或者说更多的暴露了很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委员代表,而是明显的具有了政府对很多领域失控的态势。这种失 控放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就是以政府为首的这个经济掠夺共同体如果出现了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贿赂的话,大量原本的支持者、或者至少看上去不反对者,都会 开始考虑自身的社会定位与价值。这也就是说,利益的分化与传播的新手段相辅相成,在使裂缝急剧加大的过程当中。

至于最终会到一个什么地步,现在言之当然甚早。我个人从来算是个乐观主义者,或许这种乐观也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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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2009年3月11日 Harley 没有评论


南方都市报 “最老”人大代表申纪兰: 55年来我从没投过反对票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jx/20090310000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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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改宪法放弃一党专制,人民日报紧急发文

2009年2月9日 Harley 没有评论
  • 来源于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2/09/content_10784832.htm
  • 个人认为转笑话版比较合适。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

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多党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和根本价值,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必然是形成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政治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纷争,更使一些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而从西方输入的多党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升级的导火索和加油站。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 “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为此,需要把人民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使之不影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我国需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已经找到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这条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条道路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协调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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