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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2010年7月18日 Harley 没有评论

作者:易中天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当然,也不会质疑,不会批评,不会辩护,不会道歉

  一 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是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二 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以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 “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能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三 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 “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四 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错。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五 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而道远。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

  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起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 “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刊载于 2010年7月17日《新京报》B04版,责任编辑赵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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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专题:中国人为何缺乏诚信

2010年6月29日 Harley 没有评论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chengxin20100628.html

日前,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研结果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诚信的缺乏。作为对诚实守信在道德上的约束,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缺乏契约精神,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诚信的主因。

人与人之间缺乏契约:社会结构与小农经济所致

小农经济缺乏交换,有交换才会有契约

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

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约。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的取决于社会如何构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约。

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契约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在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契约和守信自然让位于生存。从另一个方面讲,契约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为其他目的是可以抛弃的。这在“即便饿死船员也不动所运货物”的西方简直无法想象。

人与国家之间缺乏契约:重“礼”而不重“约”


“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

契约本质在于平等,但封建社会中人与国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人与人的交往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契约精神的要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按照西方契约理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开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民众之间缺乏立约的思想和实际行动。民众与皇权的关系被一种“君君臣臣”的礼教所规范,而非契约。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伦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约社会的平等基础不具备。

国家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

古代社会用于规范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古代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恰恰说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而社会认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征,在动物界被称为“头羊效应”,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以及处理民与官之间的关系时带头不遵守规则,有组织的破坏契约。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

古代国家运作缺乏契约:上行下效


田忌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

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

田忌赛马是破坏契约和规则的典型

田忌赛马传颂千古,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但其实,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违背了二人所约定的上等马对上等马的规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代官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正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诸葛亮破坏吴蜀盟约,私取南郡

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到处都是,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但这项策略最终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

封建社会的国家“失信”导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会中上述例子层出不穷,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带头不守信用,违背契约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社会文化心态一切以官场为“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而按照“破窗理论”,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则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封建国家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事实上,中国历史传统中并不乏契约因素,但离契约文明还很远。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缺乏契约的传统被凸显,诚信危机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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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文物被毁清单

2010年3月3日 Harley 没有评论

原文:http://123456de6.blog.sohu.com/143162406.html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两座800多年的古塔,什么都没留下来!

天下绝对没有自挖祖坟的道理,谁挖谁就绝对不是炎黄子孙!(不想多说啦,不要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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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一词是怎么成皇帝专利的

2009年10月15日 Harley 没有评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王春瑜)

  • 十五年后,亦即太始三年二月,汉武帝又编造了一个更神乎其神的谎言。他声称“幸琅邪,礼日成山。山称万岁。”石头都喊他“万岁”,臣民焉得不呼,从此,封建帝王的宝座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万岁”既归于皇帝一人,如他人用之,就成了谋逆、大不敬。

摘自《趣味考据》 编著者:王子今 本文作者:王春瑜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宋人高承曾谓:“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此说颇有见地。“万岁”与封建帝王划上等号,成了皇帝的代名词,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在甲骨文中,无“万岁”,亦无“万寿无疆”的记载。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与“万寿无疆”同义),并亦有“万寿”的记载。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铸鼎者皆可用。诸如“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孙孙永宝永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这里的“万年无疆”云云,不过是子孙常保,永远私有之意。这一信息,我们从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也不难窥知。固然《大雅·江汉》中有“天子万寿语,表示了人们对天子“万寿”的祝福。但是,更广泛的意义,

则不是这样。《幽风七月》:“跻彼公堂,万寿无疆。”《小雅·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七月》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欢庆的仪式后,举杯痛饮,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至于后二首,无非是见兴比赋。所谓君子,朱熹谓:“指宾客也”若然,这里的“万寿无期”、“万寿无疆”都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口头上的家常便饭。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的字眼尽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但其用意,可分为两类,大体上仍与古法相同。其一,是说死期。如:楚上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大土万岁千秋后,巨愿以身抵黄泉驱缕蚁。”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戚姬子如意为赵王,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又“万岁之期,近慎朝暮”颜师古注谓:“万岁之期,谓死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楚王的仰天大笑说“万岁千秋”后也好,还是安陵君拍马有术所说的‘大王万岁千秋后’也好.以及刘邦在深情和为小儿子赵王优心忡仲不同场合所说的“万岁后”,都是表明死后。这跟普通人称死,只能说卒、逝、谢世、不讳、不禄、陨命、捐馆舍、弃堂帐、启千足之类比较起来.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与后来被神圣化了的“万岁”,毕竟还是大相径庭的。其二,是表示欢呼,与俄语中的“乌拉”颇相近,请看事实,蔺相如手捧稀世珍宝和氏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的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稽诸史笈,这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政治谎言的产物。史载: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糇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 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不答。“呼万岁者三”,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称之也”原来,是神灵向汉武帝高呼“万岁”,以致敬礼;而且,汉武帝向神灵致意还礼,无不答应,真是活龙活现!汉武帝为了神化君权以强化封建专制而编造的“咸闻呼万岁者三的神话,成了后世臣民给皇帝拜恩庆贺时,呼万岁”——雅称“山呼”的不典之典。

十五年后,亦即太始三年二月,汉武帝又编造了一个更神乎其神的谎言。他声称“幸琅邪,礼日成山。山称万岁。”石头都喊他“万岁”,臣民焉得不呼,从此,封建帝王的宝座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万岁”既归于皇帝一人,如他人用之,就成了谋逆、大不敬。

汉武帝后,封建统治者在“万岁”一词上,花样百出。武则大曾多次改元,以“天册万岁”自居。她在公元696年的年中,年号迭更,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竟将“万岁”二字冠于年号之上。明朝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大权独揽,虐焰熏天,在全国遍建生祠,以“九千岁”自居。寅缘攀附者在他的生祠塑像前,“五拜、‘稽首,一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九千岁”比“万岁”,虽然还少一千岁,但也算得上准“万岁”。

“万岁”既与最高划建统治者划上了等号,巨民百姓必须在向皇帝顶礼膜拜时呼喊.否则当然就是大不敬。但是。考唐律、明律、清律等封建法典中,并无此等条文。这就表明,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要厉害百倍。重压之下,百姓只好供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明心迹。正如清人张符骥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未必愚民真供佛,官家面上费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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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正步、鹅步及大帅练兵歌

2009年10月6日 Harley 没有评论

国庆大阅兵,网上出现了很多各国的阅兵场面视频,有中国历年的,前苏联的,朝鲜的,越南的,印度的,美国的等等,如果都浏览一下的话,会发现参阅士兵徒步行进的姿势各不相同,比如,中国士兵是挥舞手臂使“手腕下沿摆到高于最下方衣扣约10厘米处”,而前苏联士兵则是双手不动垂在身侧行进,朝鲜、越南的姿势也大致如此。

朝鲜越南苏联军队的行进姿势是典型的苏式正步姿势,而中国的正步姿势则是在苏式正步基础上的改进。前苏联是标准的“鹅步”,趾高气扬,眼神是象斜上方向看的。中国后来改进的比较内敛,人民子弟兵不能目空一切,中国式正步的行进速度是每分钟110-116步,比苏式正步要慢不少。朝鲜和越南军队正步是沿袭的苏式,朝鲜军队似乎还加了一个颠脚的小动作,行走起来有轻微的跳跃感。亚洲人身材一般相对较矮,不挥臂的话保持平衡殊为不易。另外,中国式正步抬脚离地 25厘米,向正前方踢出75厘米,与之相比,朝鲜的标准都要高一些。

看惯了中式正步再看苏式正步有点不习惯,但如果多看几遍,就会发现苏式(朝式)正步的速度感比中式要强一些,也是虎虎有生气。

英国的行军姿势称为皇家海军式或皇家御林军式(他们绝不会称自己为正步),特点是挥臂时不弯曲,一直把手臂挥到与地面平行,在重大场合,英国士兵讲究慢步行走,几乎一步一顿,这种姿势国人在香港回归时都见过,印度等国大致都是沿袭的英式正步。大概因为美国军队的前身是民兵,比较不强调步操,所以现在很难找到美军踢正步的视频。

中国式阅兵特色除了挥臂等动作之外,一大特色就是士兵与首长的互动,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应该,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从现在能检索到的资料看,正步走的英文“鹅步”(goose-step )最早见于1806年,据说正步走原名来自德文的“阅兵步法”,它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民间舞蹈,特点是大腿僵直向前踢出90度(当今的爱尔兰踢腿舞蹈仍然可以看到其痕迹)。十七世纪起,流行于普鲁士。十八世纪中,由弗里德里希大帝率先在普鲁士军队阅兵式中采用这种民间舞蹈中的行进步法,正式称为正步走。

由于普鲁士的军力发展令世界侧目,正步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俄式正步算是其中一个分支,上世纪初的日本学的也是德式操典,但二战后似乎改学英式。

到20世纪初,正步一直是阅兵步法,在部队中首先大面积推广正步的则还是德国,1920年代,国社党的民兵组织冲锋队率先推行了普鲁士军队的正步走。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把正步走推广成为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的正式步法。1937年,墨索里尼在访问柏林期间,对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十分崇拜,回国后就决定,作为意大利向纳粹德国靠拢的一个步骤,正式在意军和意纳粹党中实行正步走。

鹅步曾经一度被外界用了代之法西斯德国军队。现在中学世界历史课本插图中就有一幅《讽刺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的漫画》,原名就叫《鹅步》,描述的是戴着德军军帽的大鹅在挂满了纳粹党旗帜的大街上巡逻。1999年,美国出了一本总结整个20世纪历史《Our Times-二十世纪史》,其中把纳粹横行的年代标题为“踏鹅步的国家”。德式正步的特点是手位比较低,估计也就到小腹部位。

二战后,联邦德国把鹅步(goose-step)作为纳粹象征给禁了,跟行纳粹礼一样,当地任何人做正步走都涉嫌违法。在奥威尔著作中,作者曾对纳粹的正步走进行过经典的评价。

清末袁世凯在中国练新兵,学的基本上都是德式操典,连阅兵歌曲都是引自德国,曲子是著名的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歌名则改为《大帅练兵曲》,歌词描述的都是大帅为何要练兵,士兵需注意什么之类,后来张作霖、冯玉祥军中都用此曲,最后,人民军队也将之拿来使用,改名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填词。

1984年新中国代表团在洛杉矶首次参加奥运会,入场的时候,突然奏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运动员们非常满意,认为美国人是在拍我方马屁,但后来发现,台湾代表团入场也是奏的此曲,不仅大为惊奇。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美国人演奏的是跟歌词没关系的《德皇威廉练兵曲》。

大帅练兵歌–清版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方今中国文武学堂造,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轻炮分工不愁路窄小,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临敌侦探先占敌险要,我军酣战从旁速包抄。
工程一队技艺须灵巧,陆地筑垒遇水便搭桥。辎重队里事事算计到,衣粮军火缺乏不需焦。

《大帅练兵歌》–奉系版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重整武备坚甲历兵高,共同练兵个个如虎豹,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陆军营内辎工马步炮,各营各连学术比为高,陆军棚内正目为主脑,服从官长一切做事好。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莫叫官长费心又费劳,第二棚内常讲卫生好,无有疾病哪能生疲劳。
第三枪械自己要保好,临阵之时发枪多灵巧,第四军服洁净最为要,若不洁净外人多耻笑。
第五棚内弟兄和气好,同心处事切莫相争吵,第六临阵奋勇向前跑,如果退却军法不能饶。
第七莫看吃酒赌博好,官长查出军法不能饶,第八莫怕弹雨枪和炮,效命疆场才能显英豪。
第九服从官长为正道,遵守营规这事为最好,第十功课要受官长教,立了战功升官有多好。
但愿同胞拿起枪和刀,卫国杀敌个个逞英豪,驱逐强盗平定内忧患,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北朝鲜:
德国:

国何以立

2009年9月21日 Harley 1 条评论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史籍中并无记载。而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是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其中就有一段就说到二人的这次谈话,现为读者节录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疑为伪作,大家看着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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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少武,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时期荒诞往事(组图)

2009年8月21日 Harley 没有评论

蒋少武

像蒋少武那样冒着危险拍下三四万张文革历史照片并历经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在1966-1967年间记录下的历史影像,是对那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而这批照片,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发体会到其巨大的价值。

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躁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年拍的照片,今天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开会时向毛主席像跳“忠字舞” 蒋少武

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蒋少武摄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 蒋少武摄

批斗宋任穷 蒋少武摄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 “大和使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 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广场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及一大群“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的工农兵的塑像。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当时的中山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 建立的皇家故宫,之后就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的民族恩怨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 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惟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 年已 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五十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是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几万张。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当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 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 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

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 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没办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 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 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 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 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当时,人们却已见怪不怪。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就肯定,这种 状态不会太长久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介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 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东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

此后蒋少武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比较顺利:1978年,蒋少武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 记者的职称,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今天的蒋少武,本应可以为自己的记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轻轻松松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内 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他记得在文革前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印象很深:“有一个人 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这些 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酵。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 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 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 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 社, “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 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 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 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 1997 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 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紧迫的是历史就要断层了,因为年轻一代对此并不了解。蒋少武说:“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大工程。这数万张底片,是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 储蓄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 房里。而仅靠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难办到。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人们才能意识到。

《岁月·记忆》–蒋少武作品欣赏:


车厢里的“三忠于”右一为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学毛选女积极分子张XX. 1967年

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 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 1968年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盲人积极分子在发言. 1967年


举着漫画的游行队伍. 1966年

辽宁省52名到西藏插队落户的知青到达拉萨. 1976年9月

毛远新和陈锡联在一起

革命群众在斗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1967年

全民皆兵. 1968年

人们庆祝“九大”召开

沈阳二十万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8月

沈阳市三十万人举行批斗大会.1967年

沈阳知青到达落户的农村。1968年

文革初期革命群众在批判走资派. 1966年

文革期间来沈阳访问的外宾也挥着“红宝书”1967年

《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在沈阳访问.1966年


文革时期沈阳街头常见的群众游行场面.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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