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故我在

中国试行器官捐赠体系 目前65％移植器官来自死囚

（上海综合讯）中国政府罕见披露，国内有超过65%的移植器官来自被判死刑的囚犯，并谴责这种情况为不恰当。

为降低对执行死刑的依赖程度，打击滥用和腐败行为，当局计划推行全国器官捐赠体系，前天起在十个省、市试行。

法新社昨日引述中国官方英文报《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死囚“确实不是器官移植的适当来源”。

黄洁夫说：“死刑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只有在他们行刑前签名同意捐器官的情况下才能摘取器官。”

报道引用上海华山医院移植科主任钱建民的说法表示，中国存在罔顾器官捐赠所需法律手续摘取死囚器官牟利的现象，“医院要跟司法系统等政府部门打交道，期间可能出现‘腐败’问题。”

为了改变中国长期依赖死囚器官的情况，中国政府计划建立独立于器官移植医疗服务机构之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分配系统，由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动员和组织器官移植与分配。

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前天在上海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并宣布将首先在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广东、江西、厦门、南京、武汉十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据《健康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介绍说，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仅限于非活体、非血缘关系的人体器官捐献。

中国红十字会还将建立中国器官捐献公益基金，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并对捐献者进行人道抚恤，特别是对贫困捐献者的家庭予以人道救助。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中国累计完成肾移植8万6800例，肝移植1万4643例，心脏移植和肺移植分别为717例和165例，小肠移植17例，胰肾联合移植209例。

器官移植后患者存活时间明显延长。其中，肾移植存活时间最长者达30年，肝脏移植达13年，心脏移植达16年，肺移植达八年。

黄洁夫指出，人体器官紧缺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当前每年约100万人需肾移植，约30万人需肝移植，但仅1%左右、不到2%的人能获得这种机会。

虽然中国政府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但卫生部承认，曾发现有非法器官中介，伪造文件协助器官买卖的情况。

捐献器官的短缺，意味着绝望的患者将推高价格，并引发器官分配中的腐败和不公现象。

与此同时，尸体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囚、移植服务的商业化倾向、无器官移植注册系统、无器官捐献与分配系统、旅游移植等问题严重地干扰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也令中国在国际上颇受诟病。

黄洁夫认为，解决当前困难的关键，是尽快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捐献体系。

评：想知道一件事，杨佳的肝胆在何人身上？

提起缅甸,就会想起昂山素姬,远一点就是07年的袈裟革命,至於被视为毒品源头的金三角,这些年也在转型,特別是一些国际连锁酒店在金三角投资resort,卖点当然是金三角的神秘感,但是也说明,这个地区已经相当平稳.

这些天看到”果敢”特区的汉人涌入云南,突然提醒自己,中缅作为邻国,了解学习以下两国的关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於是搜罗了一些资料,和大家分享.

一.汉人逃离家园起因

“缅甸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即为国际知名的金三角地区，过去是缅甸共產党的地盘，一九八九年缅共解体后，缅共武装与政府谈判分为七个特区，有四个是沿中缅边界。

第 一特区，就是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第二特区（佤邦）主席鲍友祥，一九九六年打败大毒梟坤沙后，势力最大，军队有二万多人。第三特区，主要是景颇族人，军 力弱，但富裕。第四特区，与西双版纳毗邻，首脑都是中国知青，总司令林明贤是广州仔。林明贤並娶了「果敢王」彭家声的女儿为妻。

这四个特区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控制下的武装，停种鸦片后，就开赌场及色情业，近来也种橡胶。

这些特区为缅甸国中之国，对缅甸军政府是牵制，军政府与他们之间即斗又合，而中国扮演仲裁者角色。

如果说还有军阀，缅北能找到当年军阀的身影。

果敢因为八八事件，大批居民涌入云南南伞，最近出了名，本栏日前也谈过。本来事件已平息，但最近又起波澜，据了解情况的朋友告知，这次果敢出事，主要原因是 彭家声主席的副手白所成投靠了缅甸政府军，而在缅北特区，按江湖规矩处事，投靠政府的內奸，是死罪。而缅甸政府想清除彭家声多年，这次借口果敢枪械修理厂 製毒而发难，但果敢方面表示要查，可接受云南公安查，但不让缅军查，而引起对峙。后事情逐渐平息，涌入南伞的居民返回果敢。

最近出事是八月二十三日，缅甸军队一百余人，突袭彭家声在老街的家，而彭及其弟家富则率部转移，二十五日，近千名缅军乘汽车进入老街，再度引起逃亡潮。”(“信报”张立)

二.事件经过

“缅甸军与边区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掸邦果敢同盟军对峙加剧，大批居民担心衝突而逃向中国。

八月七日，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製造毒品为由，派出三十名警察欲搜查该厂，遭到拒绝。

八月八日，缅甸军政府向果敢调派军队，与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同盟军形成对峙。在各方协调下，局面有所缓和。

环球时报引述设在泰国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称，

二十二日，掸邦警察传唤彭家声及其弟彭家富，但他们没有去。

二十三日，一百多缅甸军人突袭彭家声在果敢主要城镇老街的家，但彭家声逃脱。

二十四日，缅甸军队下令果敢军队退出同盟军，加入受政府控制的边防军，被果敢同盟军拒绝，双方再次对峙。

二十五日，一千多名政府军乘坐多辆汽车进入老街，许多居民和商人担心爆发衝突，再次向中国边界一带逃离。

在泰国的《掸邦先驱报》称，果敢同盟军內部近来爆发內斗，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等人投靠缅甸政府军，希望推翻彭家声。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缅甸政府军希望看到果敢內部衝突扩大，进而趁机控制这一地区。”(中通社)

三.”果敢”歷史

“果敢(Kolong)位於缅甸东北部毗邻中国云南省，面积约二千七百平方公里，首府是老街市。果敢曾是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地域，十九世纪末，果敢併入英属印度，成为缅甸境內以华人为主体的土司县。果敢长期陷入动乱，直到一九八九年停战才趋於稳定，成为掸邦第一特区。

果敢虽名为掸邦第一特区，却不属掸邦管辖，而是与缅甸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定，与中央政府直接对话。境內人口逾九成为汉族，通行简体汉字。

果敢的经济落后，自英国殖民统治以来，以种植罌粟为主。面对反毒压力，当地在二○○三年停止种植罌粟，经济遭受严重衝击。为寻找毒品之外的替代经济支柱，果敢发展博彩业，以中国游客为目標，有小澳门之称。”(星岛日报)

衝突在八月八日发生,当地的汉人当天已经开始进入云南境內,不过中文媒体是在27日,在路透社报导有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之后开始关注,並且在当天获得了云南省的確认.

果敢特区有一个官方论坛,不过现在已经无法登录.bbs.kokang.net

不过在网上找到一张今年3月11日,果敢同盟军庆祝和平二十年纪念活动的照片,当中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嘉宾.在优酷上还有同盟军成立19周年文艺晚会的片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ODA3ODA=.html

缅甸人口五千多万,汉人佔大约百分之三,政府承认135个民族,不包括汉族.在果敢的汉人称自己为果敢族人.在网上找到一篇据称是”果敢画报”零五年的报导,指缅甸政府在果敢地区发放两种版本身分证引发果敢族人不满.果敢族拿到的身份证背面特別註明:

一、此证件丢失应立即向缅甸国家政府驻当地移民局申报，并立即申请补办，否则，政府将根椐有关法律处罚；

二、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也不能作为出入缅甸军政府管辖区的有效证明。

全文:http://shanstatenews1.googlepages.com/2007043007

看来,当地民眾和缅甸政府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由於和中国之间的关係,缅甸政府从过去的反华变的克制很多.这次事件从8月8日到现在,从当地的英文报导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也透过渠道斡旋.

至於有报导认为,缅甸政府这次这样做,是受了美国的影响,因为美国参议员Jim Webb刚刚访问了缅甸.对於这样的猜测,中国驻缅甸前大使程瑞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已经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9-08/28/content_8627956.htm

而如果看看webb自己对美国媒体的讲话,也可以判断,美国目前对於缅甸並没有影响力.他呼吁奥巴马政府要重视缅甸,担心来自西方的孤立,会把缅甸更加的推向中国,导致这个地区的力量不平衡.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aug/14/us-senator-jim-webb-burma

　　作者:老歌

　　文章写的有点迟。前几天，一位清华学生发表了他对出国的热切渴望并详列理由，受到追捧回应。俺一度也想写上那么一篇，来谈谈大学生为啥要抢着出国。笔者目前在国内工作，北大读完本科后从业两年。

　　中國大学生历来是关注焦点，任何新闻，只要和大学生扯上了，都是热门。前段日子，有个记者叫陈杰人，一度成为知名人物，他也没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汉女大学生“陪聊”的事情。几乎是同一时期，卫生部副部长宣称中國有六百万以上的妓女，关心的人却寥寥无几。

　　大学生，在中國历来被视为纯洁、真诚的象征。仿佛人一进了大学，就高尚富贵起来，与众不同了。大学生卖肉，大学生行骗，大学生贪污腐败，女大学生傍大款，女大学生卖淫，个个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主角换个身份大伙就视而不见。

　　大学生如今热衷出国，众人皆知。在中國，有出国权的人并不多。年轻人里，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学生——往往还是成绩比较优秀的那种，才有出国的机会。那么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国内，也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出国。大学生又如何？每年大学里出国的，都是成绩最优秀的那批，往往争offer争得头破血流。大学生出国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钱上新东方，多半还得租房子、等offer、过签证，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随时会有被拒的危险。就这么恶劣的竞争环境，这批本可在国内混得不错的人，依然削尖了脑袋出国，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俺的大学记忆里，有这么件事儿。大三冬天的日子，托福报名。那时候，托福考试可不像现在那么灵活，一到报名日，就是人满为患，赶上一次报名，非得漏夜排队不可。俺和几个哥们拿着小凳子和报纸，在附近一个报名点旁边守夜。从零点，在寒风中一直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终于等到人家上班了。因为队伍太长，几百个人混乱不堪，专门拨出了警力来维持队伍。警察花了半个小时，把这几百人的队伍整好了。怎么整的呢？用脚。看看谁没站好，就狠狠地用脚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队伍里为止。几百个学生，清华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气的学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学生，就咬着牙齿，在那里默默忍受几个警察喝斥、脚踹的社會主義教育。

　　这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度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中國人对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有个最大的误判，他们以为，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义的，清华是实用主义的。北大学生是反抗型的，清华学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学生是自由化的，清华学生是爱政府的。北大学生是个人主义的，清华学生是国家主义的……其实，在出国问题上，北大和清华学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学生一边骂这个社会，一边出国，而清华学生一边赞扬这个社会，一边出国，然后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读Ph.D.，找工作，入美国籍，定居。

　　俺在清华也有几个好友，97年，清华有个响亮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话琅琅上口，有气势，清华小伙很爱喊，直到他们出国为止。俺在清华的朋友，在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同学会，留在中國倒显得孤零零了。

　　中國知识分子最是忍让。他们秉承了中國人吃苦耐劳，小富即安，嫁鸡随鸡，百忍成精的优良传统，院士王选转述领导人的话说：中國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两千块钱的工资，就可以随意使唤。中國知识分子安于现状，能够忍贫受饥。适应能力比蟑螂更强，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报导的陆步轩，从一个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适应成一个卖肉屠夫，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没有让他成为土匪或是人肉炸弹。中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忍受，只要一点点尊重，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利益，他们就可以在中國呆下去。可还是呆不下去。

　　中國对待知识的态度很奇特。比如说，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十元的产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改良了机器、流程、管理，于是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一百元的产品。那么这多出来的九十元算是谁的功劳呢？西方人对此争论不休，有些人说，工人产出的是十元，工程师的价值当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说，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劳动强度应该得五十元，工程师五十元比较公平。但中國人会说：我们工人的产量增加了，感谢领导们对工人的指导，对工程师的培养与栽培。这九十元是领导的功劳，剩下的十元，请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师同志平分吧。

　　以史为鉴之五十年代：华罗庚——建国来待遇最好的理论数学家。

　　华罗庚算是那个时代混得最不错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天分极高，不到二十岁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后从事数论研究。二十六岁成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國形势最恶劣时回国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共和国成立后，五零年，放弃国外的优越待遇回国。议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当然后来没有全给。这位已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专著的数学家在新中國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华罗庚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在纹革中没有受太大冲击。虽然他被拉进了政协，但实际上没有对政治发表过只言片语。

　　在1968年，仲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黨代会上发表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

　　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在数学家群体当中，他是最风光的一个，他是中國数学界的泰斗，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很聪明，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优选法”，来证明自己“贴近工农”，并在纹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

　　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生活是怎样的呢？五零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条件不够好吗？从纵向比，抗日时期，他在西南联大，物资极度紧张，住在猪圈旁边，他依然可硕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后，生活条件好转，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从横向比，被他指责为“贪图享乐不回国”的同龄人，大数学家陈省身，在国外屡屡突破，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

　　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消息传出，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

　　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批判他。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

　　统筹法让他摆脱了“脱离群众、脱离工农”的口诛笔伐，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纹革以后，再也没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顾他。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儿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四人住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清华大学纹革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陈景润成名之后，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

　　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主持辽宁黨政军工作的毛远新（毛澤東侄子）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馬列主義，最多只能称为较优。”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将展示板里的“最优”统统改成了“较优”。

　　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國人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最有名的三年饥荒，按现在俺手头搜集的全国仅17个省的统计资料，加起来就饿死了2100万，预计全国的统计数字应该在2700-3000万之间。不过，俺认为统计数字肯定有问题，算少了。三千万是啥概念？全国一共有七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大约1000人，正常年份，每个生产队每年死亡10-15人，饥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国就会多死三千万人。可俺那地头，老一辈的记忆里，死得可比这惨多了，所以俺认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少了。饥饿的不仅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没有吃饱过。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鄧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國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是1600元。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纹革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纹革中他也被人整过，罪名是毛澤東制定了农业八字办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偏偏认为要加一个“时”字。加上整天摆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于是被打成反革命。

　　纹革中，他培养水稻的罐子被红卫兵们砸碎，辛苦培育的品种被他们扔到井里，不得不中断研究三年。遭到批斗和毒打。而如今，他的工作又被新的挺毛派红卫兵们，恬不知耻地称作“毛澤東时代的伟大成就”，有些干脆说是“毛澤東领导下的成就”。

　　各位出国的老兄，听说过把受害人说成是自己的成就的吗？就像张志新，被辽宁黨政班子割了喉管枪决。平反以后，辽宁省官员也声称“张志新同志的伟大精神是辽宁的光荣”。看看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那么好的发展环境，可你有听说过美国把Intel奔腾芯片叫做“克林顿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的吗？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國的水稻成就，向中國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國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國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 “别人 ”。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國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2003年，袁隆平在几十年多次创造奇迹以后，正式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无法试产，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这就是国内贡献最大的农学研究员的故事。

　　以史为鉴之九十年代：大学生——离上流社会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从个体身上截取例子。因为九十年代，俺们已经懂事，这不是历史，是在俺们身边发生的现实。

　　中國的下等人是谁自然不必多说。要工作，他们到城市会被驱赶和盘剥；要开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费用；要从政更是痴心妄想，现在买个官比开个公司难多了。唯一改换身份的出路是上学，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资、能考试，那么就是一个希望。俺就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为啥有些农民，付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会自杀。上不起学，打工去不就行了吗？事情不是这样，考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机会，它意味着跳出了老鼠的儿子要打洞，一代代的农民，一代代的受苦的循环。近几年的教育高收费，将这条路也渐渐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计算机系，97级本科有一半农民子弟，而01级本科生，已经基本没有农民成份了。

　　但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进入中产階級或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在扔个砖头都可以砸倒几个博士的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越来越小。在国内，摆在大学生面前的出路，一条比一条难走。唯一越走越宽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傍大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体现了中國文化博大精神，与时俱进的风格。但这条路毕竟只有少数人可走，绝大多数还得工作，就算读研暂缓几年，工作还是免不了的，总不能读书读到死吧。

　　今年回了一趟北京，真是在招聘会上开眼了。俺也算是有一定阅历的家伙了，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拥挤、这么多大学生红着眼睛左冲右突的招聘会。这几年经济增长得很快。可别的国家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股市行情飚红，就业机会遍地都是，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好保障。可中國的经济增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钱都到哪去了呢？招聘会结束了，几天以后，消息下来了，本科生三四千，研究生四五千，博士生六七千，像狗一样的找工作虽然和像狗一样的出国有所相似，可一个卖得贱，一个则卖得贵些。现在有些人觉得中國的经济环境很好啊，他们的理由是：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怎么刷刷地就进来了呢？这还用废话吗？像垃圾袋一样便宜的大学生劳动力，没有法律保障的工作时间，法官不是腐败的就是向着资本家的，还不让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这个大中國，不摆明了是外国资本家天堂中的天堂么？可俺们，迈向上流社会的大学生们，环顾四方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是在哪里呢？以上是俺要说的话，但愿对已经出国和想出国和不想出国的大学生们有用。

转自 Mtime时光网 作者：何塞

1989年，象征冷战登峰造极的“柏林墙”突然坍塌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命令手下的秘密警察们销毁GCD执政期间的秘密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阻止了这场销毁证据的疯狂行为，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留给了未来的国家。

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人的生活》中，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威斯勒奉命每天监视一位剧作家的生活，负责收集他与其友人的反动言论。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收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终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可以说，两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是很不爽的，因为自开始到最后柏林墙的倒塌，影片始终笼罩在犹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那种专制所产生的窒息感之中，但结局是美妙的——因为它充分展示并放大了人类良知的伟大，使压抑了两个多小时的观众在影片最后威斯勒定格的那张笑脸上看到了人性的闪光，然而影片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在人类经历过的种种人为的灾难中，像威斯勒这样良心发现最终帮助受害者的案例少之又少。电影之所以为艺术，无非就是选取了专制泥潭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给予需要温暖需要安慰的观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已。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84年并非偶然，1984正是乔治·奥威尔预言的四处都有“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时代。在奥威尔的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对此顶礼膜拜。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主德国的居民，就跟《一九八四》里大洋国的居民一样，生活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斯塔西组织企图在对假想敌的监视中，“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般地把触角遍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利用他们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找来的线人，监控着600多万东德人的生活，莫须有地找出各种叛国的证据。

受传统革命正剧的影响，在看电影时，观众很容易样板戏中的“三突出“原则，在影片中给每个人物作道德判断。就像影片一开始，我们很自然地把威斯勒所代表的政府一方视为敌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影片的不断推进中犹如摇摇欲坠的柏林墙一样坍塌了，我们很难把这个面无表情的审讯专家划归为坏人了，他似乎变成了这部影片中最好的好人。然而问题来了，这个之前被我们视为“坏人”的人是怎样变成“好人”的呢？确切的说，我很想知道一个冷酷无情之人的良知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很遗憾，影片中的威斯勒并没有由“坏人”变成“好人”，因为至始至终他都没有心存邪念，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好人”。影片中的威斯勒是个典型的GCD员，忠于党的事业，用他对老同学，上司古毕兹的话来说，他们要做党的剑和盾，坚持原则。这样一个有原则的爱国爱党人士，只不过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执行者而已，就像《朗读者》中的汉娜一样，他们只是一个非理性群体中的个体，身不由己，面临着两难的道德困境，威斯勒最终选择了以仕途为代价，保护了被他窃听的剧作家。和其他经历过类似人为灾难的国家一样，“斯塔西”所做的被人们称之为“坏事”的事，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政府在不适当的时间被一群对权力顶礼膜拜的人作出的一系列不理性的事件。

影片看罢，似乎“坏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威斯勒的上司古毕兹和部长亨普，仅仅这两个人就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那个文化部长亨普，是专制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典型，他用权力来威胁剧作家的演员女友，以此来满足他的肉欲，而且那么倘然。而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却又是多么的熟悉，前有贵州习水官员的嫖宿幼女案，后有烈女邓玉娇案。

被文化部长亨普利用职权威逼恐吓，被秘密警察盘问审讯的女演员克里西斯塔是个悲剧人物，因为自己一时的软弱供出了打字机藏匿的位置，而当斯塔西人员翻开地板时，她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奔跑到大街上被疾驰而来的卡车撞死时，作家抱着女友痛哭，这场窃听游戏才在这样一个悲剧事件中草草收场。斯塔西在威逼审讯克里西斯塔时，他们的卑鄙伎俩无非就是让她不能登台演出，在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要依附官员或体制的时代，正好印证了托洛茨基的那句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在德语中，Das Le bender Anderen应该翻译为“他人的生活”，而影片的名字却相当好莱坞化地被翻译成了《窃听风暴》。“他人的生活”这个译名虽然缺少了那么一点噱头味，但也算点题：正如同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那句经典的——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一样，影片中也都是关于无孔不入的监视别人的生活以试图达到对所有人的野蛮控制，作为普通个体的居民，根本没有隐私和生活而言，而作为监听者的威斯勒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对党尽职尽责。

影片的最后，柏林墙倒塌，两德最终统一。在一场话剧中，剧作家遇到了原来斯塔西秘密警察的头目古毕兹。古毕兹回答了他的疑问。剧作家最终也找到了威斯勒，他没有下车去当面感谢这位曾救过自己的恩人，而是在两年后自己的新书《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此书献给HGW XX/7”。

在威斯勒买书时，收银员问：
“您需要包装送人吗？”

威斯勒摇摇头说：
“不，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

影片定格在威斯勒淡淡的微笑，结束。

http://news.163.com/09/0824/17/5HGF32NI00011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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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说的是另一位朋友，也是个爱国华侨，现在时兴这个，早些年跑出去的人，不管身份怎么弄来的，现在都爱国了，回来就是海归，要不怎么说出国是镀金呢？这位朋友，在国内还有间房子，是没出国时买的，这些年，因为李鹏家族的华能集团在那儿修了个立交桥收买路钱，结果交通反而不方便了，出租车要收过路费，所以房子也不好卖了，也租不出去，就闲置着，好不容易托亲属搭上个买主，麻烦又来了，说是要在国外办个什么“委托书”，还必须是中国使领馆公证的。

领事馆又说了：这种委托书要夫妇二人亲自前往公证，而且要提供结婚证原件。朋友说俺买这房子时是单身啊，这套房子也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也不行，一定要老婆当面签字才生效，而且必须有房产开发商的证明，还有银行的无贷款证明。这房子的开发商早就没影了，十多年前中国的银行肯给老百姓贷款购房吗？这不是刁难吗？好说歹说，这份“委托书”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办成，收费六十刀。

“委托书”花了四十刀快递，寄给了亲属代办，没想到，这中国政府驻外机构公证的委托书还是不好使，国内的公证处居然不认它！还是要提供结婚证原件才行，这朋友哭笑不得，若能提供结婚证原件，还要“委托书”做什么？难道领事馆代表不了中国政府？都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红国徽印和清清楚楚的钢印，怎么国内的“共和国”就不相信国外的“共和国”呢？

朋友说，这处破房子，不卖还是个累赘，因为是郊区开发的，土地所有权都是个问题，没准儿哪天说拆就拆了，当地乡政府将供暖权承包给了黑社会老大，住户交了暖气费也不买足煤，不给好好烧锅炉，冬天屋里象个冰窑，外来户都不交取暖费，土皇上的办法是不交费的就断水断电，结果房子想租出去都不成，没水没电谁租？想卖房子，就必须把欠交的数年暖气费补足，里外里的，房价和暖气费欠费差不多扯平了，但如果不卖，再过了几年就成了负资产，而且采暖费年年上涨，不出手，这房子就被变相的掠夺了产权，所以宁可赔钱卖，也不能让它成为负资产。

没料到回国卖房子也居然这么难。拿了结婚证原件，还有结婚前外国政府开的单身证明，到了公证处就是不给办，硬说外国开的不好使，不是中文的就不行，即使有驻外使馆公证的中文页也不好使，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谁知道你这几年结了几次婚”？大概在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眼里，外国人都是嬉皮士，结婚或同居是件很随便的事。

这哥们儿好话说了三千三，也是没门儿，问公证处这单身证明怎么开？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开？那它不管，反正外国开的不好使，而且英文文件也不行，同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驻外机构的证明就不好使？在外国居住，难道非要到国内来开单身证明？再说国内的政府又怎样才能证明谁在国外是单身呢？

弄到后来，才搞清楚，原来公证处管这事儿的公务员，就是这个乡政府的干部家属，不给办理的目的就是想侵吞这套房子，你卖不成，变成了负资产，就成了乡政府的私产了，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了，不仅房子没了，你还欠它的，业主反而成了欠债户。这朋友发劳骚说：共产党搞共产，和谐我的私产，也不能这么个共法，这么和谐吧？我们华侨就都是大款？就是冤大头？就应该被共产么？

气得他实在没办法，把公证处“为人民服务公示板”上的人员照片全都拍了下来，决心找个地方讨个说法，这会儿领导亲自出面了，先是恫吓：你非法拍照政府工作人员是什么目的？是侵犯肖像权，是泄露国家机密！朋友说你这不是对外公开的吗？算什么国家机密？你们又不是国防科委航天部，不过是个小小的政府部门，既然是在搞透明化办公，是公仆，那我就有权拍照，把你们的丑态和渎职行为公布在网络上，向你们的上级反映，一级一级的，直到胡锦涛那儿。这破房子，就是卖掉了扣去采暖费，也只够个往返机票钱，你当我愿意折腾啊？那领导一看他没被吓住，态度就软了下来，说你把照片都从相机里删除，我们马上给你办。其实朋友根本就没拍，因为相机电池没电了，只是摆了摆样子给他们看。

房子卖了，没地方住，就张罗买间临时居住的小房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居然三个多月才以他老妈的名义买下来，按理说持有中国护照，还是中国公民，也应该享受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待遇吧？可是中国之大，居然连一个海外游子都容不下！因为在中国买房特别是买那种“房改房”，必须是国内户口，如果是“商品房”，还要什么“婚姻状况证明”，就是说，如果你结婚了，要夫妇二人前往共同购买，而且要提供结婚证原件，结婚证如果是外国颁发的，要经过中国使领馆的公证。如果是单身，要在居住国开具什么单身证明，还要当地使领馆公证才生效！所以不管怎么样，为了买间破房子，你必须再回居住国折腾一次，给中国政府多交一笔办证费用。

买处房子，光中介费就花了七八百，处处陷井处处骗局，中介见这朋友总不上当，居然说：你是不是在外国被骗怕了？街道办事处更绝，听说是出国人员买房子，就象刑满释放人员买房子一样，干脆什么证明也不给开，说是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这下子彻底卡住了，因为中国的证明是一级一级审批的，差一级也不好使，要么就花钱走后门，每一级都有收受贿赂的机会，你就一级一级拱吧。

没办法，那以亲属名义买行不行呢？答案是可以，但亲属也必须提供上述的什么婚姻状况证明，如果是离婚的要拿离婚证原件。可是朋友的老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老爹也几年前去世了，要“婚姻状况证明”不是扯蛋吗？那也不行，不仅八十岁老母要开单身证明，就连去世了多年的老父也要开死亡证明，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不好使，殡仪馆的证明也不好使，一定要公安局的专门机构开具的那种专门格式的 “死亡证明”才生效，而且每次证明只有一个星期的期限！

朋友骂起来了：妈个逼的，死亡证明居然还有期限？谁家的死人能死而复生？一个星期再死一次？那公安局的所谓专门机构“办证处”，就是养了一群家属子弟，用电脑打一张小纸片，再盖个公章就收五十元人民币！折腾了三个月生了一肚子闲气，房子还没买下来，机票就到期了。

后来问这朋友，现在还爱国吗？他骂道：我爱它妈个逼！

蒋少武

像蒋少武那样冒着危险拍下三四万张文革历史照片并历经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在1966-1967年间记录下的历史影像，是对那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而这批照片，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发体会到其巨大的价值。

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躁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年拍的照片，今天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开会时向毛主席像跳“忠字舞” 蒋少武

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蒋少武摄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 蒋少武摄

批斗宋任穷 蒋少武摄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 “大和使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 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广场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及一大群“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的工农兵的塑像。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当时的中山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 建立的皇家故宫，之后就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的民族恩怨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 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惟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 年已 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五十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是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几万张。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当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 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 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

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 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没办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 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 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 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 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当时，人们却已见怪不怪。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就肯定，这种 状态不会太长久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介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 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东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

此后蒋少武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比较顺利：1978年，蒋少武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 记者的职称，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今天的蒋少武，本应可以为自己的记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轻轻松松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内 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他记得在文革前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印象很深：“有一个人 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这些 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酵。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 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 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 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 社， “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 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 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 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 1997 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 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紧迫的是历史就要断层了，因为年轻一代对此并不了解。蒋少武说：“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大工程。这数万张底片，是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 储蓄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 房里。而仅靠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难办到。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人们才能意识到。

《岁月·记忆》–蒋少武作品欣赏：

车厢里的“三忠于”右一为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学毛选女积极分子张XX. 1967年

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 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 1968年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盲人积极分子在发言. 1967年

举着漫画的游行队伍. 1966年

辽宁省52名到西藏插队落户的知青到达拉萨. 1976年9月

毛远新和陈锡联在一起

革命群众在斗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1967年

全民皆兵. 1968年

人们庆祝“九大”召开

沈阳二十万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8月

沈阳市三十万人举行批斗大会.1967年

沈阳知青到达落户的农村。1968年

文革初期革命群众在批判走资派. 1966年

文革期间来沈阳访问的外宾也挥着“红宝书”1967年

《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在沈阳访问.1966年

文革时期沈阳街头常见的群众游行场面. 1968年